“米尔纳小组”的德国政策基于两点核心
一方面，他们认为历史是正义和邪恶斗争的结果。德国人分为“普鲁士独裁者”和“好人”。如果普鲁士独裁者失去权力和影响而后者受到宽大处理，德国会永久地脱离“亚洲**”回到“西方文明”。从框架上讲，这个理论合理，但困难重重。因为，不可能有区分“好”“坏”德国人的客观标准。事实上压倒性多数的德国人参与了“一战”，《圆桌》1918年12月刊持同样观点，但是“米尔纳小组”没有记住，他们仍认为“坏”德国人1918年和皇帝一起被赶走了。德国皇帝只是其他四大权势集团的代表。德国的四大势力集团包括普鲁士军官、容克地主、政府官僚和工业巨头，为保存自己，他们抛弃了已成为负担的皇帝。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依然存在，甚至更大。军队大佬能以比皇帝更直接的口气命令政府总理。总之，1918年在德国没有发生革命，“米尔纳小组”对此视而不见。布兰德应为此负主要责任，他认为，只有德国经济尽快恢复才能避免混乱和社会动荡。在传统的银行家看来，经济繁荣离不开在位的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另外，布兰德坚信，如果对德国减轻赔款和提供信贷，旧工业集团会很快恢复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小组成员菲利普·科尔（philip kerr）倡导英国从16世纪以来惯用的权力平衡政策，即扶持欧洲大陆第二强权对抗第一强权。“米尔纳小组”从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经验中发现，向欧洲大陆输出自主或议会制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坚持武力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特别坚持在德国驻军以及建立由国际联盟直接领导的国际警察部队，小组和法国的隔阂加深。根据“米尔纳小组”的基督教理念，武力对道德问题无效，只能使拥有它的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真正基础是习惯和传统。这样权力平衡有了双重目标：以妥协使德国成为可救赎的罪人，以再生的和净化的德国对抗“邪恶”的苏联，削弱民族情绪过重的法国。
而希特勒的崛起恰恰是利用了英国统治精英的误判，并看透了美国新兴权势集团试图取代英帝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的念头，和犹太国际银行家迫切渴望打垮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以获得在巴勒斯坦重新实现以色列复国大业的梦想，希特勒将这两种鼓励德国进行侵略性扩张政策的政治力量和金融扶持有机地整合起来，加速了德国的经济复苏和军事重建。可以说，希特勒在1933年到1938年，充分利用了欧美各大强权和犹太金融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将几大强权玩弄于股掌之间，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
从20世纪20年代起，罗兹会社致力于建立英美特殊关系，最终实现盎格鲁—美利坚的统一。在《悲剧与希望：我们时代的世界历史》一书中，奎格雷讲到，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的，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一个“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
对美国舆论影响最大的5份报纸——《波士顿晚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华盛顿时报》都掌握在这个权势集团的手中。而且这些主流媒体的一把手们互相“举贤不避亲”，比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主编曾是英国《圆桌》杂志的美国联络人，而《圆桌》杂志的原主编洛田勋爵担任英国驻美大使时，曾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撰稿人，又曾任罗兹信托基金的秘书长。鼎鼎大名的多个华尔街金融家都曾任美国驻英国的大使。
奎格雷指出，至少在20世纪早期，美国重要大学的决策权在“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手中。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摩根集团基本上控制着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决策权；耶鲁大学则在美国标准石油的洛克菲勒集团麾下；普林斯顿大学归属普天寿保险公司。不过，虽然这个“美利坚权势集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还是未能彻底控制美国政府。20世纪初，美国政府在“进步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几条对该权势集团不利的税收法律，尤其是财产继承税，于是这些集团逐步将由华尔街主导的巨额私有财产向免税的基金会转移，成功地完成了财富隐形的华丽转身。
罗兹会社成员之一的美国政治评论家、政府顾问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20世纪美国社会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著名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由他最先草拟，美国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心理战战略也由他主持制定，他是外交关系协会和英国罗兹会社之间的关键联系人。作为从威尔逊到尼克松的美国历届总统的重要谋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陪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赴巴黎和会期间创立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无论其成员背景还是使命，是影响舆论的方式还是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外交关系协会都堪称美国的“影子政府”和英国罗兹会社在美国的翻版。美国对外决策集团的重要喉舌、外交关系协会的“机关报”《外交》杂志即为该委员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旗帜性刊物。《外交》杂志的重要撰稿人囊括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几乎所有重量级谋士，包括李普曼、乔治·凯南、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是最先发表在该杂志上的。
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时，英国和美国都想趁身居战胜国的地位之际，建立一个由他们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巴黎和会”结束后，李普曼和其他参加会议的美国人，大多都是罗兹会社的成员，在巴黎的一家饭店里成立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作为罗兹会社的一个分支，“外交关系协会”最早是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分会”的名义进入美国的。1921年，“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分会”与一个由纽约的银行家、律师于1918年创建的主要讨论战时商界、银行界问题的名为“外交关系协会”的组织合并，并沿用“外交关系协会”的旧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迄今为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已经存在了80多年，它无疑早已背离罗兹最早希望英格兰重新统治美利坚的初衷，却正在逐步实现着盎格鲁—美利坚利益集团称雄世界的梦想。当中国为全球化欢呼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有人看到了这个巨大的社会机器背后罗兹会社冷峻的面孔和得意的微笑？
说这个世界正为少数秘密团体所操控并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正像一位英国学者所说：“我们早该想到，有权有势者和富人们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事的，这就叫资本主义。”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世界，表面上是民主、自由与多元化的社会，过去的金融寡头们已经成功地被神圣的民主制度赶出了权力的殿堂。有权有势的超级富豪家族们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可寻。历史被改变了吗？资本主义不再为少数权力集团服务了吗？国际银行家果真主动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归隐山林过普通人的生活了吗？
人性其实是不会改变的，贪婪与控制的**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现代社会，从来就没有改变，在可以想象的未来，也不会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贪婪和控制的形式。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从金融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当今的所谓多元资本主义，少数权势集团对社会大多数人的统治，其本质从未改变，只不过今天的统治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的、可见的、**裸的金融寡头们躲到了幕后，代之而起的是新兴和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它们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背后控制者仍然是从前的金融家族们。
基金会：财富的隐身**
“大道无形”，“大隐隐于朝”，中国人很早就洞察了人心的奥秘。最深刻的道理往往随处可见，一切统治者的最高境界就是令对手有形而使自己无形，如此方能做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世纪初，国际银行家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巅峰的状态时，其家族资产富可敌国，政治影响力权倾朝野，但副作用也非常严重。金融寡头的势力越大，对立面就越广，反抗力量越强，不满情绪越重，仇恨意识越明显。最可怕的是，当社会各种反对势力联起手来，金融寡头必将深陷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当国际银行家终于参透这个道理，似乎大家相约好了，各大家族几乎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起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对此他们给出了一致的低调解释，称家族的后代对财产控制不再感兴趣，各自追求多样化的兴趣和事业，而家族财产多改为投资构架。随着现代社会新兴行业和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家族传统积累下的财产已大大缩水。风水轮流转，世界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也是完全不同的人，老的家族永远地衰落了，传统富豪家族在当今已退出历史舞台，聚光灯转向了“后起之秀”们。
真相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各大富豪家族的财产根本没有萎缩，而是被合法合理地隐藏起来了。各位超级富豪不过是在众人面前“华丽转身”，成功“隐形”了。财富的实际控制权和支配权，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掌心。非但没有离开，他们对财富的控制力反而被放大了。只不过，过去的财产标签直接明了，明白地写在各位的头上，而现代的富豪们早已取下标签。他们无影无踪，无声无息，可又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其统治方略逐渐达到了“大道无形”的境界，主要依靠代理人在前台作秀，而他们自己则深深地藏身幕后，掌控着社会的运作。
这一完美的新型财富游戏规则，就是目前在欧美实际操纵社会运作的庞大的基金会体系。
20世纪上半叶，金融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金融势力集团从直接控制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线转变为间接控制的幕后操纵模式。新兴的公司经营构架的核心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广泛募集社会公众资本，其目的就是以最小的资金通过最大限度的杠杆效应去控制超大规模的社会财富，在最广泛程度上控制社会各行业中的骨干龙头，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金字塔底座，而从外部形式上并不显示出其真正控制者的身份。公司表面由职业经理人运作，但董事会和关键股权控制力完全集中在极少数金融家族手中。游戏规则的核心之处就在于金融家族所控制的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和其他投资集团，通过表面的代持机构，来实施“形散而神不散”的关键股权和董事会的控制力。代持机构就是那些著名的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street names），它们的作用是起到“防火墙”的功能，以便于金融家族所控制的基金会与投资集团，将公众的视线屏蔽在实际持股人圈子之外。越是到了多元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现象越是普遍。
但要参与这种新型游戏，富豪家族必须首先作出“牺牲”。正所谓“欲练神功，引刀自宫”，舍得舍得，不舍怎能得？舍去名义，得到实质。财富隐身**的“入门功夫”就是捐献，而捐献的理论基础就是：放弃所有权，扩大控制权，从而合法地隐蔽财产。富豪们失去的仅仅是富豪排行榜上和媒体聚光灯下被“烧烤”的锁链，而得到的是幕后清凉的自由度和倍增的财富控制力。
基金会避免了富豪们最痛恨的高达50%的遗产税、收入所得税、赠与税，更妙的是基金会的投资增值还逃避了资本利得税。在完全免税的情况下，基金会的资产如滚雪球般迅速增长。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由于基金会的存在，美国每年高达2/3的总收入是免税的。相应地，国家税负的压力被越来越重地压在了永远没有可能建立自己基金会的中产阶级身上。超级富豪们的基金会资产就像癌细胞一般迅速扩张，它不断地从中产阶级的家庭财富细胞中汲取营养，社会财富分配更加不公。
据统计，1969年美国596家基金会的净收入超过了美国50家最大银行净收入的2倍。从1790年建立第一个基金会以来，美国的基金会数量越来越多：
1900年以前，18家
1910到1919年，76家
1920到1929年，173家
1930到1939年，288家
1940到1949年，1638家
1950到1959年，2839家
到了2002年，竟高达62000家
基金会仅需要每年“贡献”5%来进行慈善事业，而国际银行家赚钱的手段岂止获得区区5%的回报？更何况，这5%的慈善投资，还可以用来实现社会影响力和学术研究控制力，为自己赢得更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法律政策倾斜，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如今，富豪们也学会了同样的游戏。为什么要上富豪排行榜呢？为什么要把财富写在自己名下，而不是写在其他人名下，却受自己实际控制呢？拥有财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而是实现可永续存在的控制力！这就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往往通过股票代持的办法以避免曝光。中国与欧美的不同在于没有类似欧美的“合法的”、“永续的”、“免税的”、“可继承的”、“财务隐秘的”、“可互锁的”、“可衍生的”法律载体，来帮助富豪们隐藏财富，以实现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显性支配向隐性支配转型的重大财富控制战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