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福宣言》发表和英国委任统治之后，巴勒斯坦犹太移民成倍增长。据统计，1917年4月，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超过5万，1939年猛增到44.5万多人，已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1/3。犹太移民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以及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庇护，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众多城市和工业，使阿拉伯人的工商业受到很大的打击。犹太人还建立了“哈加纳”、“伊尔贡”、“斯特恩集团”等秘密武装组织，从而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
美国华尔街的犹太银行家从一开始就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断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早在1917年10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向英国政府表示他对《贝尔福宣言》草稿的支持。1919年1月21日，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关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建议”，“犹太国一旦成为事实，国联就立刻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国家”。1922年6月30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一项支持《贝尔福宣言》的决议。同时，在经济上开始全面渗入巴勒斯坦。
在犹太银行家的鼎力支持之下，犹太复国运动终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背信弃义：英国统治精英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
在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以罗斯柴尔德爵士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心希望协约国在“一战”的胜利，能够打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这块上帝期许之地复国的大门，但是现实情况的发展，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
从英国统治精英的世界观来看，大英帝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有三大支柱：第一，控制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第二，控制中东地区这一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枢纽地位，以确保英国势力范围与印度和其他远东殖民地的咽喉要道；第三，防止任何其他势力控制这一地区，从而对上述英帝国核心战略利益造成威胁。因此，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必然战略就是始终将这一地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垄断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而绝不愿意在这一地区出现难以控制的独立主权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是犹太人的国家还是阿拉伯人的国家。
于是，在战争胜利之后，英国人背弃了战时因为需要寻找打垮奥斯曼帝国的盟友，而许给阿拉伯人建立独立阿拉伯国家的诺言，一手将该地区纳入英帝国托管的殖民地轨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执著于《贝尔福宣言》的原则，一来势必激起阿拉伯人的极大反弹，二来也未必符合英帝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于是英帝国外交部、殖民地事务部和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执行了一条鼓励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同时抵制犹太人建国的折衷方针。结果这一方针既惹翻了阿拉伯人：凭什么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要让给犹太人，而且这伙人很可能在我们的地盘上建立国家？——又激怒了犹太人：建国希望破灭，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摆明了就是过河拆桥。
在阿犹冲突、巴勒斯坦当地人民与英国托管当局的矛盾日益激化、冲突不断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对其巴勒斯坦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
1922年7月，英国殖民大臣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史称《丘吉尔白皮书》，其主要精神包括：（1）无意将整个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民族家园；（2）犹太社团有必要增加移民人数，但其数量不得超过当地经济吸收能力。
1930年10月，英国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另一项政策声明，史称《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其主旨在重申《丘吉尔白皮书》阐明的各项原则基础上，将维护阿拉伯人的利益置于帮助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努力之上，宣称如果犹太移民影响了阿拉伯人的就业，就应当减少或停止犹太移民的迁入。
1939年5月，英国政府又单方面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事务的白皮书》，因为当时英国的殖民大臣是麦克唐纳，这份白皮书又被称为《麦克唐纳白皮书》。其主要内容包括：（1）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其政策的一部分，（成立犹太国）是违反委任统治书所规定的对阿拉伯人的义务的，是违反它从前对阿拉伯人的保证的；（2）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10年之内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英国有联系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按人口比例加入新政府；（3）5年内允许75000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5年之后未经阿拉伯人允许不得移入犹太人；（4）过渡时期内授权英国托管当局一切权力来限制和禁止土地转移。《麦克唐纳白皮书》是对《贝尔福宣言》的全面修正，是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放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
很明显，“一战”之后20年，英国中东政策的变化就是逐渐放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这一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早在1922年《丘吉尔白皮书》出台时就看得很清楚。而“一战”以后的英帝国，挟打败德国之威，正是日不落帝国日落之前夕阳无限好的光景。
这样，摆在犹太复国主义者面前的战略选择就很明晰了：为了重建以色列，完成《旧约》中神的期许，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借助外力打垮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完整的地缘政治板块。此时他们决定再次故技重施，借助外力打垮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顽固态度，在帝国中东统治的废墟上重建以色列和“第三圣殿”。
那么这个外力选择谁呢？放眼望去，有能力打垮英帝国的，无非美、德、苏三国，而在这三国当中，挑动美英之间进行足以打垮英帝国的全球性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苏联的斯大林只能利用却无法控制。这样最有可能跳出来武力打击大英帝国，在地缘政治上距离英帝国本土最近，又便于犹太资本控制的，当属“一战”战败国，蒙受凡尔赛和约羞辱，复仇主义笼罩全国而又急需外国资本恢复国民经济的德国。而当时统治德国的，却是按照英美自由主义政治逻辑组织起来的魏玛共和国，这个虚弱的魏玛共和国完全符合英帝国既稳定德国局势又不让德国壮大的战略，这样的德国是不足以承担起迫使英帝国在中东问题上让步的重任的。
颠覆软弱的魏玛共和国，重建一个强大的德国，为大英帝国制造一个危险的敌人，以迫使英国重新依赖犹太银行家的钱袋，这是一个既能实现复国的战略目的，又可从中大获其利的战略。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他们千回百转物色和扶植起的是一个比斯大林更不靠谱的人物，德国最后是强大了，却完全失去了控制。当然，此乃后话。
当务之急，是如何颠覆魏玛共和国。银行家们没有武装，同时，在战争刚结束的欧洲，立刻策动另一场战争的条件远未成熟。1922年，银行家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动一场“货币战争”来摧毁魏玛共和国的基础。
国际银行家动手运作时，很快就发现另外一股势力也在朝着同样一个方向推进，这就是美国新兴的金融势力集团——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当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超越老牌的大英帝国之后，美国金融势力也同步快速膨胀，原来跟着欧洲银行家老大跑腿的小弟，逐渐萌生了自己的野心。“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想法与日俱增，早在“一战”爆发之前，美国新兴的精英集团就开始考虑取代英国成就全球霸主的大业了。
此时，两股势力相遇，终于找到了知音，两者的战略目标几乎完全一致，实施的战术步骤也可以很好地协调。双方的最高战略目标就是打垮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犹太银行家要的是实现以色列复国的梦想，美国精英看中的是世界霸主的交椅。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打手”就是德国，强大的、充满攻击力的德国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当然，在强大的德国头上必须事先套上紧箍咒，以防德国反咬一口。因此，从中央银行到金融系统，从工业集团到原材料基地，必须被彻底控制起来，然后，软弱的魏玛共和国必须被强势的新德国取代，才有能力执行这一“伟大”的战略。
如何才能彻底控制德国的经济命脉呢？一场“货币战争”浮出水面。彻底摧毁德国的货币系统将使德国的所有资产变得廉价无比，再进行控制就易如反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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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武器与《凡尔赛协议》
英国阿尔福雷德·泽曼爵士（sir alfred zimmern）在“一战”中，曾经写过一本13页的小册子，名叫《对付德国的经济武器》（the eibsp;on against germany，london：allen &；unwin，1918）。他在这本书里面第一次提到了“经济战”这样的理念。泽曼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奎格雷教授列为英美精英组织的重要成员。
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中的中欧强权（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正处在世界范围的被包围的态势之中，凭借它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打破这样的包围。这本书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到大规模经济封锁所形成的“经济战”的理念，而德国人当时认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1915年12月，英国首相提到：“有人会认真去想由于橡胶短缺，我们将会失去这场战争吗？”由于英国和美国能够封锁欧洲大陆的德国，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材料来源，而德国在战争中得不到这些原材料的补给。德国的战争准备是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战争最多只会持续一年。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4年，而德国在战前准备非常不充分，并且没有想到，由于丧失制海权，德国被英国进行经济战略的大包围，使德国在战争中巨大的原材料损耗难以得到补充，因此逐渐丧失战斗能力，以至于最后溃败。这一点是德国作为大陆强权首次同海洋强权较量时面临的重大战略新问题。
泽曼在书中进一步提到关于对德国战败之后的计划和预测，他指出，在正常的和平协定签订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呢？对德国港口封锁的解除实际上并不是英美想做的事，但是如果没有原材料就不会有德国工业的就业；如果没有就业，大量从战场上回家的复员军人就将形成庞大的失业人群，而这些人将会威胁社会秩序。反观英国和美国，由于它们控制了原材料的供应，就控制了德国经济重建的进程。德国将会面临物资全面短缺的局面，如果考虑到饥荒出现，经济混乱的局面将至少会持续3年时间。
由于英美对德国的经济封锁在战后仍然持续，德国必然出现物资短缺的问题，这种短缺局面并不是平常的商业抵制，而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国家行为。事实上，德国的物资短缺从一开始就是英美有意而为之的。在泽曼提出的经济战略思想指导下，1919年的《凡尔赛协议》其实是战争的继续。正如《凡尔赛协议》的起草者，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凡尔赛协议》并不会提供公平的和平，最终将成为持续战争的工具和手段。他当时就已经预感到“《凡尔赛协议》产生的是一种失望、后悔和进一步萧条，这种和平协议的条款，显然是不同寻常的严厉和带有侮辱性质的”。而刚成立的英美主导的国联，“在复杂的贪婪情绪之中将会成为捕食者”。
兰辛作为美国的主要谈判代表，在整个和谈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因为各国的银行家们作为谈判代表的“顾问”，实际上把持着谈判的主导权。“在5月15号，我收到了布利先生的辞职信，同时还收到了我们另外五位主要专家的辞职信，这些人共同抗议和平条款的严厉和不公正。辞职信中指出，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条款违反了美国当初参战所捍卫的基本原则。”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也曾经说过：“在当代历史上，《凡尔赛协议》将成为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它违反了所有的先例、所有的传统，德国代表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不公正的条件。在他们面对饥荒、物资短缺和革命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有签字。在古老的宗教法律体系之中，每个人都必须有申诉的权利，甚至魔鬼都拥有这样的权利，邪恶的人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当今新的国家社会，甚至不遵循黑暗的中世纪所形成的神圣原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战争消耗，加在一起相当于德国全部资产的3倍，德国每年最终将会被迫赔偿高达17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而且要一直持续还钱到1988年。沙赫特也曾做过这样的评语，他说《凡尔赛协议》是一个有意的设计，这个设计将在经济上摧毁德国。这显然符合大英帝国统治精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