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他走访了伯明翰大学，“随意”检查了皮尔斯和福里克实验室工作进展情况，再“顺便”到另外一个办公室检查奥里芬的工作。当时奥里芬正在做关于雷达方面的研究。奥里芬在1994年回忆录中提到：“这是我跟他（维克多）唯一的一次见面，维克多想要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所有情况，他走访了整个实验室，阅读了每一份研究报告，把这些报告中细节信息全部吸纳，他并不是一个专家，但是他也并不装出他懂得所有事情，而是不断地问大量的问题，再做笔记，然后和我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讨论围绕科学实验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非常喜欢罗斯柴尔德爵士。”
其实，情报五局的这种安全检查，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安全保护的范围。维克多实际上在了解所有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技术性的细节。他趁奥里芬不注意的时候，从奥里芬的办公室拿走了一个3英寸直径的磁控电子管，这个磁控电子管有三个磁极用来产生短波，是用于雷达的尖端装置。当晚维克多在他剑桥的家中，把这个装置所有细节和部件进行了精密绘图。维克多的绘画功底相当了得，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进行的三维立体绘图，要远比照相机拍出的照片更加明白易懂。很快，这张漂亮的三维立体图的照片就出现在克格勃的办公桌上。
第二天早上，维克多派人将磁控电子管送回给奥里芬，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也许你应该加强你的安全管理。非常高兴与你的会谈。你忠实的朋友，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奥里芬接到条子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磁控电子管丢了，他居然没有发现。奥里芬完全没有怀疑维克多的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心存感激的，因为以维克多的位置和职责，他完全可以打报告批评奥里芬团队的安全漏洞，这将给奥里芬实验室带来很大麻烦，但是维克多只写了一张便条善意提醒，真是高抬贵手。奥里芬不敢怠慢，立刻回复，马上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所有的实验设备不会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被拿走。
1943年年初，维克多再次访问了伦敦帝国学院汤姆森教授的实验室，同样也是用安全检查的名义。汤姆森教授向维克多详细解释了如何用钚制造原子弹的细节。但是汤姆森团队虽然正确理解了原理，却在反应堆中错误地使用了重水作为中子减速剂，从而导致了实验失败。
维克多很快又把汤姆森团队研究进展，再次用精密的三维立体图画了出来，然后转交给布朗特，布朗特再发给克格勃。后来苏联物理学家们反映，这些数据才是他们正在殚精竭虑寻找的，维克多的情报帮助他们大大缩短了研究时间。苏联多年之后承认1949年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只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翻版，这种设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帮助苏联的核物理学家理解了原子能反应堆的最基本原理。当时在整个英国和美国，甚至包括丘吉尔在内的政府高层和诸位首席科学家们，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维克多一样对原子弹的方方面面，知道得这么全面和细致。
维克多此时已经成为苏联不可或缺的战略情报信息来源。他终于向苏联开价了。
维克多的对价：原子弹的机密交换以色列建国
苏联从1947年开始，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突然改变了一贯主张，明确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
在国际史学界，人们一直对此事大惑不解。要知道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潮。马克思明确指出，建立犹太国家是一种幻想。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坚决批判的态度。斯大林对犹太复国主义也是采取这种批判的态度。苏联成立以后，它在政治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负面态度并未发生改变。苏联政府的官方态度立场鲜明，犹太复国主义被形容为犹太资本家用来剥削犹太工人的一种反动意识形态，而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思想被认为是历史倒退，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1939年5月英国发表了白皮书，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反对态度。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方面有所缓解，但总的立场并未改变。
出乎所有人意料，在1947年4月，联合国召开巴勒斯坦特别会议时，苏联的立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表示支持以巴分治。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作了长篇发言，对犹太人在战时“遭到的极端不幸和苦难”寄予同情。因此，不能无视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他代表苏联政府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二元的、民主的和同样性质的阿拉伯—犹太国”。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得到实施，就应考虑“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他说，拒绝考虑或否定犹太人有实现这一愿望的要求和权利“将是不公平的”。当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不久，苏联马上予以承认，并于5月26日在以色列建立了大使馆，之后还多方支持以色列。1949年5月11日，苏美共同支持以色列正式加入联合国。以色列的诞生极为罕见地获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支持。
对时间段的分析表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向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情报，尤其是原子弹设计方面的战略情报与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转变有着明显的时间相关性。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的。换句话说，苏联突然对以色列问题进行政策调整的时间段，正与苏联积极准备原子弹试爆的时间段重合。
核武器对苏联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于1945年拥有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而苏联却不得不生活在美国核武器的阴影之中。这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令克里姆林宫寝食难安。只有拥有原子弹才能奠定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为此要害情报来交换以色列的建国，这样的推断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剖析两事件发生的时间段，明显有着内在联系的一致性。
美国专业刊物《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中曾报道，克格勃档案馆的档案表明，苏联机构收到的第一份原子弹情报是在1941年10月抵达克里姆林宫的，这是英国核物理学家呼吁丘吉尔制造核武器的一份备忘录的拷贝。它引起了苏联高层的一片惊慌，斯大林则认为这是假情报。而维克多“恰好”在1941年10月加入英国原子弹项目“合金管”的核心委员会，负责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
《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中还报道：“1943年初，他（斯大林）任命物理学家、爱国青年库尔恰托夫为苏维埃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与美国人的白手起家不同的是库尔恰托夫手上已掌握了贝利亚的间谍们弄来的西方核研究的精髓。信使们将这些秘密资料运往莫斯科，然后转往距莫斯科400公里的萨鲁核武器制造场。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苏联科学家开始仿制原子弹部件。”而维克多又是“恰好”在1943年初，以“安全检查”为名访问了伦敦帝国学院汤姆森教授的实验室。汤姆森教授向维克多详细解释了如何用钚制造原子弹的每一个细节。
维克多不仅对英国原子弹的研发有着最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时对美国原子弹的情况也极为熟悉。维克多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莱威斯·斯兆斯（lewis strauss）是密友。斯兆斯也是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与国际银行家族关系非常紧密。
基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维克多在英国情报部门所掌握的大量原子弹以及生化武器方面的核心机密，加之他在英国政治圈子里的强大影响力和人脉关系，维克多的“情报资产”价值在苏联方面重重加码。
此时维克多开口要价，让苏联政府放松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控制，并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
在战争结束以后，维克多越来越公开和强烈地呼吁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当时他在英国议院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演讲，呼吁公众关注此问题，这点引起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建国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犹太国家的建立。从阿拉伯国家的视角看，这些土地世代是阿拉伯人的根基，不可能允许犹太移民重新建立一个以色列国。
在错综而微妙的国际政治博弈中，维克多长袖善舞，施展着高超的政治技巧。他通过家族集团在媒体中的特殊影响力，利用媒体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温和的犹太理性主义者，他被描述成在整个犹太世界中最亲阿拉伯的政治人物。
1946年7月31日，在一场针对巴勒斯坦地位问题的论战中，维克多走上了前台。
这场争论由巴勒斯坦地区爆发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行为引发，突出事件是由犹太恐怖主义分子发动的国王戴维宾馆大爆炸，此次爆炸事件致使多名英国士兵丧生。
在演讲中，维克多首度明确回应美国把巴勒斯坦分区的建议。他首先否认自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和犹太复国组织有任何联系，然后就开始声情并茂地回顾几百年来，犹太人在欧洲所受的种种迫害和欺压。随即他谈到1939年英国外交办公室所发表的著名的英国白皮书，该白皮书明确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这被全世界犹太人认为是违背了1917年英国的“贝尔福宣言”，是一种可耻的背叛。维克多还引述了丘吉尔对白皮书的看法，“这明显是对以前承诺的背叛，这是另外一个《慕尼黑协议》”。对于美国分区的建议，维克多的回复是，此建议的首要条件就是停止一切恐怖主义行动，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布的武装力量必须全部解除武装，这是新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当前局面对犹太人明显不利，因为在巴勒斯坦周围强敌环伺，众多随时准备使用武力的阿拉伯国家正虎视眈眈。换言之，维克多认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武装组织，应合理和必要地存在并发展。
维克多在历史回顾这部分动情地指出，犹太人经过了2000多年的流浪，终于能够回归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和曾经生活过的家园。他怒斥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强调犹太人在“二战”中所遭受的极端恐怖的对待，使犹太人现在变得必须且刻不容缓地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避难所，从而防止未来任何迫害的发生。他这番讲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决心是绝不会动摇的。
而此时摆在苏联面前的牌局则越来越明晰，如果苏联想继续得到维克多和其他犹太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上的合作，就必须要在外交上作出妥协，支持以色列建国的理念。
苏联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从1947年开始到1967年为止，仅仅持续了20年，其后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再次回归到几百年来的传统轨道上。
而“剑桥五杰”也正是在同样的时间段纷纷暴露，维克多本人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停止了同克格勃的合作。
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爵士面对质疑他与克格勃关系的大量“传闻”，特意于1986年12月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我不是，也从来不曾是苏联的间谍。”
“目标巴顿”
2008年11月，美国出版了一本内容极具爆炸性的书——《目标巴顿》（《target patton》）。书中论述美国“二战”著名将领巴顿将军实际上并非死于车祸，而是被谋杀。
在美**界和史学界很早就有类似的说法，归纳起来有几种谋杀动机的推测：一种说法是德国纳粹干的。可是战争已经结束，德国纳粹基本上土崩瓦解，谋杀美国将军对影响战争进程已毫无意义，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另一种说法是苏联方面所为。因为巴顿对苏联的态度一贯敌视，他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甚至嚣张地要求美国释放德国纳粹党卫军，他将带领他的部下和纳粹党卫军一起向苏联军队发动进攻，因此苏联倒是有谋杀巴顿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