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提交的众多论文围绕着探讨银行业在社会运作中的作用这一逻辑主线来展开。其中，他的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就是“**和银行业的未来”。这篇文章充满了各种各样新奇的智慧闪光点和有趣并具备可操作性的提议，但“使徒会”对这篇文章反应并不太热情。因为这些使徒中间多数人并不具备相应的金融领域方面的知识，对商业运作也不是太内行，大家探讨问题时还是偏向学术化。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变革、社会运作和社会根本制度方面的问题。
在他们当中，布朗特是个“先行者”，已经完全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同时，他试图引导维克多也走向同样的道路。在日常交谈中，他经常巧妙地问起维克多对他自己家族银行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免令维克多为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家族的整套银行运营只是在毫无意义地把金钱从一处运动到另一处，以便从中获得利益，认为由国际银行家族所构建的金融体系并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想或者不愿意站在自己家族所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的对立面。
此时20多岁的维克多，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在经受巨大的冲击。布朗特给维克多反复灌输一种观点，就是国际银行家所构建的银行垄断体系并不是毫无益处，如果爆发革命，整个银行体系被全面国有化，由国家来控制的话，也能够为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
维克多并非布朗特和卡皮察眼中思想单纯的“小白兔”。由于性格早熟和深厚积淀的宗教信仰，还有他与生俱来的家族烙印，维克多很小就已经是个思维活跃复杂，有强大的意志力和伟大志向的人。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有主见，绝不会因为来自外部的劝说和理论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心态始终如一，深谋远虑，深藏不露，指向明晰。他显然有自己的考虑和打算，这也是世代家族传承所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
在他心目中酝酿着一个更远大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远远超过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划。他在接受身边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时，也在琢磨着如何利用这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服务。维克多的天性中，活跃着商人的基因，他对利益的获取**始终凌驾于对理论的兴趣之上。
在“使徒会”的圈子里，还有一个大腕级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维克多和凯恩斯走得非常近。凯恩斯是早期“使徒会”的一名成员，20世纪30年代曾在剑桥大学教书，他在国王学院有一个私人办公室。凯恩斯并不信仰**，但是他对政府应该介入经济运作的理念极感兴趣，一直在密切观察苏联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动态。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陷入重大危机，各种社会思潮都在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出路，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可以说，当时的凯恩斯也受到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思潮的影响。
维克多经常到剑桥大学凯恩斯的办公室找凯恩斯聊天。他每次造访凯恩斯办公室的时候，都看见凯恩斯坐在一把摇椅上，正在读洛克或者休谟的哲学著作。维克多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凯恩斯在专注研究经济学。两人相见总是谈天说地，很是投机，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收藏图书上，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维克多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凯恩斯什么时候做他的本职工作呢？
凯恩斯比维克多大二十几岁，但年纪与经历的差距并没妨碍他们成为亲密的忘年交。维克多找凯恩斯从来不需要事先约好，兴之所至，随时登门。两人会面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从哲学、社会、文学，到社会改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乃至讨论社会究竟应该如何运作的大问题。维克多与凯恩斯经常探讨的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对英国金本位的看法。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黄金领域的特殊地位不可忽视，维克多对黄金在英国银行体系和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自然有着不寻常的关注。
在“使徒会”的讨论会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凯恩斯的演讲和论文。凯恩斯当时已年近五十，他的社会阅历和见识，以及对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第一手信息和材料的掌握，当然令这些20岁出头的本科生高山仰止。他既有深厚的理论深度，又具备丰富的社会实践方面的真知灼见和经验。凯恩斯在“使徒会”的一次讨论会上，专门作了一个题为“政府干预”的报告，此篇论文使“使徒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维克多都深受启发和震撼。维克多的兴趣焦点从来没有集中在纯理论和抽象的东西上，他其实更关心实务操作细节。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维克多提到了凯恩斯的这篇论文，并且抱怨道：“‘使徒会’这帮人总是喋喋不休地探讨**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题目实际上相当枯燥。伯吉斯、沃特森还有理查德·戴维斯说起这种理论问题都两眼放光，兴高采烈，满脑门出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缺少内在逻辑的连贯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维克多的另外一篇论点空泛务虚，题为“**和科学的希望”的论文在“使徒会”中受到了大力称赞和一致好评。
这期间他们这个小集团里又加入了一位新的成员，他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学生，此人正是菲尔比，“剑桥五杰”中第三名暴露的克格勃间谍。
菲尔比的父亲
菲尔比的父亲约翰·菲尔比也是一位传奇人物。约翰·菲尔比也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他的同窗好友尼赫鲁就是后来印度的总理。尽管不如自己的儿子有名，但是作为犹太人，约翰·菲尔比高度关注中东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局势，他对中东的地缘政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约翰·菲尔比是英国殖民地情报系统的官员，曾经参与策划了阿拉伯大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保护巴士拉地区的油田，这是当时大英帝国海军的唯一石油来源。约翰·菲尔比对阿拉伯人承诺支持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联邦国家。与约翰·菲尔比同时参与阿拉伯大起义的还有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但是双方支持的阿拉伯领袖却不一样，约翰·菲尔比看好阿拉伯部落酋长沙德（ibn saud），而劳伦斯支持赫贾兹国王胡赛因。
赫贾兹地区的哈什米特家族（house of hashemite），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代，在过去的700年里一直是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法定守护者。国王胡赛因作为阿拉伯人的大酋长，在伊斯兰世界受到普遍尊敬。1915年10月，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胡赛因达成协议，答应他如果阿拉伯部落发动起义加入战争，战后将赢得独立。
无论是沙德还是胡赛因都不知道，英、法两国早已秘密议定近东地区战后的势力划分。1916年5月，英、法签订《西克斯—皮科特条约》（sykes-pibsp;treaty），规定战后奥斯曼土耳其的阿拉伯省份中，法国将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则分得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1917年11月，英国又发布“贝尔福声明”（balfour declaration），将巴勒斯坦单列出来作为犹太人的家园，以换取犹太科学家魏兹曼（chaim weizmann，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军事科研成果。英国许诺的大阿拉伯联邦只是一个骗局而已。英国的背信弃义，在以后许多年里给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蒙上挥之不去的阴霾。菲尔比与劳伦斯不过都是英国政府的马前卒而已。最后，约翰·菲尔比支持的沙德（ibn saud）成为沙特阿拉伯国王，而劳伦斯支持的胡赛因的儿子费萨尔（feisal），成为伊拉克国王。
1921年，约翰·菲尔比被英国政府任命为英属大巴勒斯坦地区情报部门的最高首脑，其管辖地区包括了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全境。正是在这里，约翰·菲尔比与后来美国cia的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金·菲尔比能长期潜伏在cia而没有引起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2年底，约翰·菲尔比回到伦敦参与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讨论。主要参与人包括，英国国王乔治、后来的首相丘吉尔、罗斯柴尔德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魏兹曼。此后，约翰·菲尔比开始作为沙德的高级顾问，帮助他扩张和强化沙特阿拉伯控制的地区，成为沙特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1933年，约翰·菲尔比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签订了波斯湾哈撒地区（hasa）60年的独家开采权，从而将美国石油势力引入了中东。实际上，约翰·菲尔比正是美国与沙特特殊关系的最重要联系渠道。
1936年，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和东苏伊士公司合资成立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ameribsp;oil pany，aramco），约翰·菲尔比出面代表沙特的利益。aramco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油田资源。
1937年，约翰·菲尔比开始策划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大规模犹太移民，沙特阿拉伯将提供秘密保护。约翰·菲尔比同时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的西班牙商谈，如果爆发大战，中立的沙特将把石油卖给中立的西班牙，然后再从西班牙转运德国。美国司法部的纳粹特别调查小组曾认定德国盖世太保犹太部头目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n）曾在20世纪30年代中与约翰·菲尔比在中东见过面。
1935年，阿道夫·艾希曼成为党卫军排犹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艾希曼负责在奥地利强迫犹太人迁移的工作，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非法移民”（aliyah bet）代办处合作，以使强迫迁移的进程更加高效和稳固。
1939年2月，约翰·菲尔比在伦敦与本古里安（以色列的第一任首相）和魏兹曼讨论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问题。约翰·菲尔比提议魏兹曼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支付沙特2000万英镑用于重新安置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魏兹曼回答说需要和美国罗斯福总统商议此事。当时，金·菲尔比也参加了会议。10月，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答应了“菲尔比计划”，但由于消息走漏，阿拉伯人坚决反对该计划。鉴于巴勒斯坦的宗教敏感性，此计划被搁置了3年。1940年8月3日，约翰·菲尔比在孟买被英国逮捕，罪名是同情纳粹（defenbsp;regulation 18b），随后被押回英国。由于凯恩斯等人的营救，7个月后被释放。
1943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中东特使豪斯金斯（harold hoskins）来到沙特重提“菲尔比计划”，并指出这笔2000万英镑的费用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来担保”。沙特国王在这笔巨款面前百般为难，因为消息早已泄露，如果他接受这笔钱，然后将阿拉伯人迁离巴勒斯坦，无疑将被整个阿拉伯世界认定是被“贿赂”了。思忖再三，沙特国王终于放弃这块烫手金砖。“菲尔比计划”无疾而终。
金·菲尔比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1933年6月，菲尔比刚刚在剑桥大学考完经济学这门课，获得了全优成绩，得到了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菲尔比将这些钱一部分用来购买了卡尔·马克思的全集，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菲尔比准备开着他的二手摩托，游历整个欧洲。毕竟是约翰·菲尔比的儿子，他周身充满了冒险的冲动。
这无疑对维克多·罗斯柴尔德造成强烈的刺激。他的家庭背景、特殊地位、财富和名望编织成无形的绳索，束缚他永远无法像菲尔比这般“潇洒走一回”。这可望而不可即的诱惑对维克多形成更加强烈的吸引力。维克多忍不住问菲尔比能不能带他同行。或许是因为这愿望不可能实现，菲尔比翩然离去的身影在维克多眼中充满了非凡的豪气和魄力。
1934年5月，当菲尔比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欧洲游历，再次见到维克多时，身边多了一位未婚妻，她就是里特兹·弗里德曼，一名奥地利犹太地下**员。这次游历对菲尔比的一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奥地利的时候他结识了里特兹，参与了大量秘密的地下工作，包括拯救当时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掩护**人的地下活动，募集资金，反对法西斯，营救被困的工人逃离纳粹的迫害，还有传送一些秘密信件，甚至乔装记者去打探纳粹的秘密等等，菲尔比这一年跌宕曲折精彩淋漓的经历把年轻的维克多完全听呆了。
从菲尔比身上，维克多看到了一种他这辈子无法亲身尝试的生活，他内心深处无比向往如此冒险和刺激的日子。
有一次饭后，菲尔比试探维克多是否愿意做一些比捐助金钱支持犹太人移民更直接的工作。维克多已经知道菲尔比的经历中大量涉及苏联的背景，他心中明了，如果他答应更直接地帮助菲尔比，那么他自己就成了苏联的支持者。
这是维克多的一个重大人生选择。他选择帮助苏联不仅仅是出于纯理论上的好恶，且有着他深藏不露的“私房”谋划。出身于情报世家，维克多对情报价值的理解相当深刻。在一个日渐接近战乱的世界里，丧失了情报就意味着家族百年基业将面临重大的危机，而向苏联提供情报则将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苏联这一未来世界超级强权的交易筹码。罗家百年以来最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两边下注，永远与胜利者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