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纳粹党并没有完全控制军队。在第三帝国时代，德**队主要还是由政府来控制，而纳粹党并不直接控制军队。正是因为纳粹不能直接控制德国的军队，才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即党卫军，而党卫军和德国正规军之间始终存在着摩擦。换句话说，德**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希特勒的完全控制。
当时德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军队的武装成员不能同时是纳粹党的党员。由于德**队有永远服从国家元首的传统，当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他巧妙地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要求军队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而军方之所以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主要是他们从理念上基本认同纳粹党所推行的政策。在1938—1939年，德国的军事将领中间，几乎没有人反对希特勒，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他，希特勒推行其方针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正是这些军方高级将领所希望达成的。但是1939年以后，军方的部分将领开始质疑希特勒的某些决策，并且对希特勒的判断能力产生了怀疑。不过这些军队的高级将领却无法组成一个统一的阵线，也就无法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来反对希特勒。
从官僚阶层的情况来看，总体而言，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削弱。很多在政府工作的犹太人和反纳粹的人士被要求提前退休。旧德意志帝国的官僚分层体系包括有学术背景和无学术背景两类官僚。有学术背景的官僚属于官僚阶层的中上层，这些人都通过了学术认证，纳粹执政对他们来说冲击不大。但下层官僚阶层所受的冲击比较大，特别是一些低层的和没有特殊技能的官僚，这些人被大量替换成纳粹党的党员。到1939年，德国有150万公务员，其中有28.2万是纳粹党党员。
1933年纳粹制定的排斥非雅利安人和政治不稳定分子的政策，只对上层公务员中1.1%的人造成了影响。而下层官僚，特别是新招募的工作人员，主要都是纳粹党党员。根据1937年德国的公务员法，并没有明确要求公务员必须成为纳粹党的成员，但是要求这些雇员必须要忠于纳粹的思想。然而在公务员这个阶层中，他们的日常工作，并不受到纳粹党党章的约束，而是受到公务员法的限制，法律在官僚系统中具有更高的优先权。整体而言，下层公务员更多地受到了纳粹党的影响，而上层的公务员基本上保持了以前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方式。
从德国的资本家这个角度来说，大体没有受到纳粹太多的影响和干扰。资本家阶层主要是靠自律，而不是靠被纳粹管制。一般而言，当时的德国工商业具有某种非同寻常的地位。首先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是纳粹党上台之后大幅度获得权力的阶层。第二，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这个阶层的人士，并没有被大规模的组织起来，也没有按照向某一个领袖尽忠这样一种原则受到控制和制约。纳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扰工业和商业自由运作的，而且纳粹党除了处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之下，对于工业资本家总体而言也没有太多的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完全独裁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这样一套组织模式。应该说纳粹德国的这套系统是一种**资本主义，但不是独裁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各种社会行为和资源的调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
纳粹德国的经济系统
如果说传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生产、消费、繁荣、就业、国家福利或者任何其他东西，它注重的全部焦点就在于利润本身。而这种只考虑利润却忽视其他因素的做法，势必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树敌，从而引发社会其他权力阶层的反弹，当其他各种社会权力平台联合起来对付利润系统时，又会最终伤害资产阶级的利润系统本身。
纳粹的经济系统设计必须建筑在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之上，它旨在平衡这种以利润为中心的系统与它所树立的各方敌人之间的利益。纳粹一方面压制利润系统极端自我的倾向，以缓和这一系统所带来的社会对抗性力量的反弹；另一方面，纳粹又压制威胁利润系统的各种潜在因素，来维护利润系统的运转。
从纳粹的执政方针来看，他们主要是从六个方面来压制利润系统的各种潜在威胁的：第一是压制政府本身对利润系统的威胁；第二是压制有组织的劳工；第三是压制竞争；第四是避免萧条；第五是避免商业失败；第六是压制经济活动中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非盈利为中心的其他经济模式的发展。
由于政府行为本身不是以利润为导向，所以政府行为对于利润系统构成了相当的威胁。但在纳粹德国，政府的威胁被消除了，原因是工业资本家支持并控制了纳粹党，而纳粹党运作着政府，因而纳粹党实际上成了工业资本家间接控制政府的代理人。
其实劳工组织并不直接对利润系统构成威胁，因为劳工利益本身就跟利润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有组织的劳工，特别是有政治信仰的劳工组织，将直接威胁资本主义的利润系统。所以纳粹党如果要控制劳工组织对利润系统的破坏，必须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劳工团体。这种控制可以体现为控制劳工的自由时间和娱乐方式，当一个人有很多闲暇时，他总会东想西想，就会产生很多杂念。纳粹的办法并不是要取消工会，而是要对所有有组织的工会机构进行监管。在纳粹的这套机制之下，劳工的工资和其他生活条件实际上处于逐渐恶化的状态之下。不过，对于工人的被剥削，纳粹采取了其他方式进行了一定的补偿。
纳粹采取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禁止工业资本家解雇员工，保证工人不失业。从德国的就业数字来看，1929年就业人口是1780万，在经济危机恶化的1932年，也就是纳粹上台前一年，就业人口仅有1270万。但是到了1939年，纳粹上台6年后，就业人口达到了2000万，而此时正是欧美其他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
从压制商业竞争来看，纳粹主要采取了对价格竞争的压制。对于公司经营而言，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专利、劳工等市场要素都存在着价格竞争，竞争是潜在困扰公司稳定运行和生产计划的不确定因素，并威胁公司的利润。一般来说，公司倾向于和竞争对手合作达成价格一致，然后一起向消费者进行成本转嫁。纳粹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来进行竞争压制，首先是垄断性行业协会，其次是贸易协会，还有雇主协会这三大协会来进行公司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垄断性行业协会出面规定价格、安排产量和划分市场；贸易协会主要作为政治团体，是对商业和农业活动进行有效组织；雇主协会用来控制劳工。由于实施了社会彻底的管制，资金成本剧烈变化、原料价格大起大落、工人罢工、社会对抗等商业竞争因素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下，公司的商业失败变得极为罕见，替代利润系统的其他商业模式无法存活。
在消除了这些威胁之后，德国的社会运作试图进入一种彻底避免萧条的轨道。但是，这种社会生产经营系统将形成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整个社会系统并不是围绕着利润来进行的，这样的系统发展很可能会演变为一种更大的畸形。
实际上从纳粹德国的运作模式上看，纳粹本身必须要依附于德国的四大权力平台，并在此之上试图开发出一套平衡的和受管制的利润系统。无论此系统是否能够有效率地运作，但如果纳粹离开了这些权力平台和经济运作系统，它不仅无法发展，而且无法存活。
希特勒“新政”
1933年刚上台的希特勒面对的是经济上的烂摊子。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德国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1932年高达近30%，加上半失业者，则1932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一半。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3年间，共爆发l000多次罢工。
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要远大于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希特勒上台伊始，就立刻投入到挽救经济的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希特勒“新政”。在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之下，德国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直线下降，1938年时失业率降至1.3%。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也增长了43%，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
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意志的胜利》），你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的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显露早年那样“激情燃烧”的演讲才华，只需在公共场合露露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如醉如痴。德国人对纳粹的支持，并不仅仅建立在洗脑和灌输的基础上，纳粹在执政前期拯救经济危机中的突出表现和德国老百姓得到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可能比纳粹自己的宣传更有说服力。
与德国相比，1933年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萧条，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到1937年美国再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后，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在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国民生产总值到1941年才扳回危机前1929年的水平。
希特勒“新政”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尽管这种奇迹背后隐藏着内在的缺陷，但就拯救经济危机而言，它的确卓有成效。
今天，全世界再次面临一场类似1933年的严重衰退，认真分析希特勒“新政”的功过得失，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希特勒“新政”的第一把火：中央银行国有化
早在1919年9月，希特勒第一次听到费德尔关于金融货币的讲演，就被深深地触动了，也就是这次演讲吸引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工人党。
希特勒没有任何系统的金融学理论基础，更确切地说，他几乎就是一个金融盲。但是希特勒的悟性极高，没有系统的知识，却能够一下抓住问题的本质。这种人在对话里学习，在提问时思考，在辩论中顿悟。和所有领导者一样，他不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而必备的则是敏锐的辨别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在众多纷杂的言论中，捕捉到正确的声音。
在和费德尔的讨论中，希特勒悟出一个根本道理，就是私有的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国家的货币发行，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而资助他们对整个社会人口的控制和剥削。费德尔的这种理论显然是正统学术界无法容忍的离经叛道的谬论，它试图从人与人的利益博弈的角度去解释现象，而理论家仅探讨剥离了七情六欲的人性之后的“客观”事实。沙赫特就与费德尔的观点背道而驰，特别是涉及中央银行制度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其实，沙赫特的“理论观点”和他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实际背景”是分不开的，要害还是一个利益问题。
在聆听双方的激烈争辩中，希特勒心里像明镜儿似的，他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费德尔的观点并付诸实践，但在表面上却重用沙赫特，冷落了费德尔。对于德国纳粹前期经济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的费德尔，等到纳粹上台执政时，却被排挤到大学去教书。原因很简单，大工业家和大银行家不喜欢费德尔的理论，却热烈支持沙赫特，而这些实力派正是希特勒的纳粹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希特勒从骨子里痛恨这些“十一月罪人”，却又不得不和他们混在一起，逢场作戏。因为他是政治家，他只能遵守利益的游戏规则，而决不能将个人好恶置于游戏规则之上。
但是，在中央银行国有化的重大原则上，希特勒没有向沙赫特等人妥协。1933年，希特勒政府刚上台，就立刻重新修订《银行法》，规定：取消帝国银行董事会的独立性，帝国银行行长及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权转归国家元首；赋予帝国银行执行公开市场政策的权力，但很少使用它；帝国银行可以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贴现，以便新政府为创造就业提供资金。这个“创造就业汇票”就是“费德尔货币”，最早由费德尔提出，后来在实现希特勒“新政”奇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