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威斯特里克知道洛伦兹购入focke-wulf公司25%的股份的所有细节吗？（威斯特里克在“一战”、“二战”中充当德国间谍）。
答：是。比我更清楚。
问：洛伦兹投资的金额是多少？
答：最初是25万马克。后来又增加不少。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
问：上校奔尼在战争爆发之前有机会把在德国赚到的利润转回美国吗？
答：是。转回美国的利润会因为汇率减少一点，但绝大部分能回到美国。上校奔尼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要求我这样做。他似乎愿意将利润留在德国投入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军工企业。柏林的哈斯公司是其中一个。哈斯生产军用无线电和雷达部件。我记得洛伦兹持有哈斯50%的股份。
问：你从1935年担任洛伦兹的董事。这期间洛伦兹和focke-wulf从事军工设备生产。你知道或听说上校奔尼或他的代表对这些为德国备战的企业提出抗议吗？
答：没有。
凯普勒圈子和希姆莱走得越来越近，也被称为“希姆莱圈子”。在1936年2月25日给希姆莱圈子的同仁埃米尔·梅耶的信中，施罗德描述了希姆莱圈子的目的和要求，以及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的特别“s”账户的长远目标。
第三帝国领袖的朋友圈子：
应第三帝国领袖邀请的慕尼黑两天之行结束时，朋友圈子同意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由帝国领袖支配的特别“s”账户。其中的资金用于预算外的任务。这样帝国领袖可以依靠他所有的朋友。在慕尼黑大家决定应由签署人来设立和处理该账户。同时，我们想告诉每一位参与人，如果他代表公司或朋友圈子为以上说明的帝国领袖的任务捐款，捐款应存到朋友圈子同意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的特别“s”账户（帝国清算账户，邮政支票账户号1392）。
希特勒万岁！
科特·冯·施罗德
这封信解释了为什么战后陆军上校波格丹（前纽约施罗德银行主管）千方百计把调查从科隆的斯坦银行引开，转到纳粹时期的大银行上。因为斯坦银行藏着美国跨国公司和纳粹当局在“二战”中勾结的秘密。
施罗德对纳粹的支持在纳粹上台后得到丰厚的回报，施罗德担任了以下职务：
国际清算银行的德国代表；
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首席私人顾问；
盖世太保的高级领导，一、二级铁十字勋章；
德意志verkehrs-kredit-bank银行（受帝国银行控制）的董事会主席；
驻瑞典总领事。
战后，科特·冯·施罗德被德国法院认定犯有“反人类罪”，这位著名的国际银行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
“反人类罪”可不是个小罪名，而在“二战”中直接为希特勒提供资助而且被“抓个现行”的施罗德仅仅被象征性地关了3个月。在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主管筹资的“财神爷”沙赫特于审判中被当庭释放。看来施罗德还有理由为自己获刑3个月叫屈了。
除了“**国际银行家族”之一的施罗德参与了资助希特勒之外，麦克斯·沃伯格也是一个重要人物。
哈瓦拉计划（haavara agreement）
希特勒口口声声叫嚣他有两大敌人和一个世仇。他的首要敌人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希特勒看来，没有布尔什维克在德国后方起义和暴动，德国是不会战败的，这是从背后捅进德国的第一刀。他的第二个敌人就是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在费德尔的启发下，希特勒看清了金融势力的强大威力，也对“一战”中犹太银行家资助协约国导致德国战败和麦克斯·沃伯格等人在《凡尔赛和约》中出卖德国利益的行为深恶痛绝，加上德国超级通胀对经济的摧毁，希特勒把这些账全部算在了犹太人头上。希特勒的世仇就是迫使德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百年老冤家法国。
纳粹上台之后，对苏联和法国还无法立刻下手，但反犹排犹却没有任何障碍。他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排挤犹太人的“哈瓦拉计划”。
“哈瓦拉”在希伯来语中是“转移”的意思，哈瓦拉计划是1933年8月德国纳粹政府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签署的一个鼓励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计划。
对于纳粹而言，将犹太人从德国的土地上赶走是个大政方针，但考虑到德国当时的实力，又不能过于得罪在全世界掌握着庞大资金渠道的国际银行家们。这些人中多数是犹太银行家，而且很多是德裔的犹太人。希特勒的排犹主义本来就在国际上声名狼藉，欧美犹太人联合抵制德国产品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已使德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受到沉重打击，不愿过度刺激国际犹太势力的反制行动符合刚刚掌握政权羽翼未丰的纳粹政府的利益。于是，排挤和驱赶政策改头换面为“鼓励向外移民”。
德国“一战”之后的巨额战争赔款全部以美元和英镑结算，因此德国政府对外汇和黄金外流进行了严格管制。1931年从德国向海外转移资本将被征收25%的惩罚税，纳粹上台之后对资本外流管制更为严苛。这一切使钱财外移成了犹太人海外移民的最大难题之一。而麦克斯·沃伯格此时已是德国最重要的金融巨头之一，在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市场有着庞大的人脉关系，筹集资金促成“哈瓦拉计划”的顺利进行成为麦克斯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过麦克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和纳粹三方的反复商议，最终形成了一个对三方都有利的模式。在这一方案之下，准备移民的犹太人将他们在德国的马克和所有不动产交给纳粹政府，一年之后，他们在巴勒斯坦将得到同等价值的英镑，但条件是这些犹太移民不能动用这笔钱，全部资金将被用来购买德国的工业产品，如机器设备、管道、肥料等，等这些德国产品在巴勒斯坦完成销售之后，所得的资金再还给犹太移民。实际上，纳粹政府并不真正支付英镑，这笔钱由沃伯格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在各大银行户头上划转一下，最后纳粹政府通过工业产品出口而得到这些宝贵的“英镑”。
这其实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大批犹太新移民和他们所带来的雄厚资本对当地犹太社区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为最终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打下坚实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对于纳粹政府而言，他们一方面扩大了德国产品的出口，创造了德国的就业机会，并获得了宝贵的国际硬通货“英镑”，另一方面在不动用政府一分钱的情况下实现了排挤犹太人的战略目标，同时可以示好于国际犹太银行家势力集团，减轻他们发动全世界抵制德国产品给德国进出口贸易带来的严重打击。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这也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为了监督计划的实施，德国犹太人成立了巴勒斯坦信托公司，“哈瓦拉计划”所需资金总额的3/4和向德国出口产品提供的信用都通过沃伯格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巴勒斯坦地区，在巴勒斯坦则成立了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负责接收资金，从1933年到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5.2万德国犹太人（主要是富人）成功移民到巴勒斯坦，总额高达1.4亿马克的资金通过这一渠道汇出德国，沃伯格家族在中间得到丰厚的各种金融“服务费用”。
这个计划简单地说，就是纳粹德国以工业产品支付移民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的不动产和在巴勒斯坦的安家费，并得到外汇英镑，同时允许一部分资金流出德国。
这一计划并不符合纳粹的原则，但却符合希特勒作为政治家的权变之术。
国际银行家们除了直接插手德国金融系统外，还培植了一个重要的代理人，那就是沙赫特。
沙赫特：国际银行家的中间人
雅尔玛·霍勒斯·格利莱·沙赫特（horabsp;greeley hjalmar schacht）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威廉·沙赫特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孔斯坦赛·冯·埃格斯女男爵是丹麦裔。威廉一生颠沛流离，做过乡村教师、报刊编辑、簿记员，最终在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安顿了下来。威廉对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心有所属，他最崇拜的政治家是纽约的废奴派和自由主义政治家、记者霍勒斯·格利莱，为了纪念这位自由主义政治家，威廉给小雅尔玛取了霍勒斯·格利莱这个美国式的名字，由此可见沙赫特一家与美国的渊源。
小沙赫特聪明而勤奋，先后专门学习过文学、新闻学、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哲学博士头衔，后来到金融界发展，进入德累斯顿银行工作。沙赫特对金融的本质有一种直觉的透视力，他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很快使他成为引人注目的金融精英。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出任帝国银行行长，拯救灾难中的德国马克。1930年，由于杨计划的修改问题，沙赫特离开帝国银行。
从1931年开始，沙赫特开始积极为纳粹工作。1933年3月份，希特勒上台后，任命沙赫特为帝国银行行长，任命文件由希特勒和兴登堡总统共同签署。同时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还有帝国银行的八名董事，其中包括三名犹太银行家——门德尔松、瓦斯曼和沃伯格。
沙赫特和沃伯格实际上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1933年7月，希特勒成立“经济事务委员会”，开始规划德国经济的振兴。这个委员会的17名成员全部是大资本家和银行家，包括克虏伯、西门子、博世、泰森、施罗德等人，委员会的首脑由资本家集团推举的沙赫特出任。
1933年8月，沙赫特代表纳粹德国政府与美国银行家协会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华尔街欣然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答应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这些钱将被用来兴建新的军火工业或者扩建原有的武器制造企业。
在1934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问沙赫特，如果任命沙赫特为德国经济部的部长，他有什么意见。沙赫特沉吟一下，慎重地提出，在接受经济部长任命之前，他想知道希特勒希望他如何处理犹太人的问题。希特勒回答道，就经济问题而言，犹太人可以做他们到目前为止可以做的一切正常经营活动。沙赫特问的当然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试探希特勒对沃伯格等人的态度。希特勒当时显然不能动沃伯格，于是如此回答。从某种角度看，沃伯格实际上是华尔街安插在希特勒身边，监视其金融政策的眼线。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大权独揽的当天，沙赫特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经济部长。
沙赫特与沃伯格的关系非同寻常，可以说是荣辱与共。一方面，在希特勒面前沙赫特巧妙地保护着沃伯格，另一方面，沃伯格又是国际银行家考察希特勒的试金石。如果希特勒起了异心，那华尔街对德国的资助就可能中断，这对于刚上台面对经济危机焦头烂额的希特勒来说，后果将是致命的。另外，如果没有华尔街的支持，希特勒整军备战的经费来源也将面临严重的困难。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希特勒也深谙此道。他利用沙赫特的金融才华，稳住了沃伯格的华尔街“直通车”，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准备的6年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华尔街资本控制下的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将德国巨额军火订单的大饼高高挂起，引诱着贪婪的资本争相扑来。
马克思说过，资本家为了利润，可以将绞死自己的绳索卖给无产阶级，此话真是妙到毫巅！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由于与纳粹的合作有功，被嘉奖了铁十字勋章，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ibm总经理兼美国国际商会会长托马斯·丁·沃森。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的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5倍以上；在纳粹德国的军火工业体系中，美国公司竟然超过了60家。除了军工尖端产品销售，美国还慷慨地向德国转让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杜邦公司通过ig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美孚石油公司积极地推销坦克润滑油技术；德国空军的航空汽油由美孚在德国的航油工厂供货；摩根麾下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参与了德国新型战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没有沙赫特和沃伯格的鼎力协助，希特勒的战争准备恐怕远没有这样顺利。
正是因为这层原因，到1936年希特勒上台3年以后，沃伯格在德国汉堡的家族银行仍然在盈利。他们对债券持有人和其他股东照常支付利息和分红，沃伯格家族银行生意基本上没有被纳粹所骚扰。甚至直到1938年，沃伯格家族银行还在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