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
德国人的骨子里交织着一种深刻的自傲和挫败感。日耳曼民族刻苦、严谨、忠诚、守纪等优秀传统使德国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始终居于出类拔萃的地位，科学、技术、文学、音乐、诗歌、军事、政治、金融等领域可谓群星璀璨豪杰辈出。但同时，德国又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如此众多的卓越贡献，同时又给人类带来了如此深重的苦难。
德国最大的不幸就是在地缘上处于俄法两大欧洲强国的夹击态势之下，同时出海通道又被英国牢牢地扼住了喉咙。生机勃勃能量十足的德国始终被一张强大而无形的网死死地困在欧洲的腹地，它的反抗越是激烈，挣扎越是顽强，这张网就会收得越紧。从17世纪法国的黎赛留刻意挑动日耳曼民族之间长达30年的血腥战争（1618—1648年），从而试图达到200年内德意志难以崛起的战略目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俄联手摧毁德国全球崛起的雄心，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国再次合作彻底粉碎德国称霸世界的企图，德国三次在毁灭中涅槃重生，其生命力之旺盛令世人惊叹。
从落后的经济状态开始进步，加速赶超先进国家的社会有着共同的心态。至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业化和对海外殖民的进程都大大落后于英法，德国的工业与商业公司在与英国强大的对手竞争中，大多希望政府实行高税率和低信用成本的保护政策。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德国人的刻苦与勤奋使德国与英国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终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这是一件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它意味着欧洲大陆维持了200多年的均势被打破了，涣散弱小的中欧地区一下子被统一顽强而极具爆发力的德国所整合，英国的战略利益遭到了强大挑战。英国开始协调法俄等国在欧洲大陆全面围堵德国。
国际银行家们充分利用了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敌视，有时甚至是煽动这种对立情绪，一方面是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有自己更大的战略图谋。
永不止息的渴望：回去，回归锡安
在圣经旧约中，锡安是主所赐予的名称，用来称呼那些一心一德、居于正义之中、享有公义和平安的人。锡安也是地名，是古时候正义的人民聚集之地，而且有一天神的选民必将再聚集于此地。
锡安山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也用来代指以色列和古代迦南地区，犹太民族视之为终极故乡。在以色列国歌《希望》（hatikvah）中有“眺望东方的眼睛，注视着锡安山冈”，“做一个自由的民族，屹立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之上”等语。建造犹太教耶和华圣殿时，木料均取自锡安山，古时犹太人俘获的战俘也被迫在锡安山上劳动。锡安山被视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标志。
世世代代犹太人自出生起就接受的犹太教义告诉他们：迦南是“流着奶与蜜的美地”，耶和华赐下此地给他们居住，无论犹太民族流散到何地，神已定下旨意，必令他们回归，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
正是基于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精神原动力，犹太人历经数千年的颠沛流离和卓绝苦难，始终不改初衷。他们的信念决没有半点含混，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余地，对于他们而言，自己“受神拣选”，将代表上帝来行使神圣的权柄，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和权柄并不是为了挥霍和放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数千年来，他们对此笃信不疑，并不掺杂虚伪和夸张。任何对自己信仰的动摇，必然导致整个精神世界的崩溃，最终整个民族必然会消匿于茫茫人海之中。而今天，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犹太人的削弱，而且看到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强大势力集团。如果说犹太人中天才辈出，那么这一点与他们心理能量高度集中，信念无比坚定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对于奉锡安山为圣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来说，上帝的旨意即巴勒斯坦必然也必须成为犹太人移民的最终归宿。
犹太教义也告诉人们，回归之路充满艰辛、曲折甚至绝望，但神会赐下拯救和带领的力量，最终引领他们回到锡安复国。
德国银行家族：回归希望之火燃起
以色列复国是一件非常庞大、极其复杂、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经历了两千年的流离失所之后，犹太人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谈何容易。19世纪之前的犹太人处于欧洲中世纪宗教势力及封建世俗偏见力量的双重压迫之下，连生存尚且处于极其艰难的阶段，更罔论重建以色列了。在这一历史阶段，复国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16世纪以后，在欧洲渐成燎原之势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终于将沉重的天主教势力和严密的封建**统治撕开了一道裂缝，复国的梦想出现了一缕希望的曙光。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迅速成为横扫欧洲大陆的熊熊烈火，宗教和封建的传统社会权力体系出现了坍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金权的能量空前扩张。到19世纪中期，复国的梦想渐渐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复国主义分子开始在宗教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德国汇集。
在欧洲历史上，犹太人的社会生存状态和地位，大约分为三个社会等级。第一级是属于最为普遍的犹太大众，这些人住在贫民窟里，或者住在自己独特的社区之中，受到各种各样来自政治权势、宗教排挤和社会传统的压迫。第二级是受到保护的犹太人。他们可能付的税更少一些，享有更多的类似于迁移居住地这样的权力，此等犹太人属于对当地政府比较有价值的一些人，所以被称之为被保护的犹太人，主要是他们所从事的特殊行业对当地有较大的贡献。第三级是更少数的犹太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更高一些，主要是由于他们从事某些独特的服务，比如说银行家，他们贷款给所在国的政府，从而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人被称为宫廷犹太人（court jew）。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富有的犹太人银行家族，他们的背景出身都是宫廷犹太人。
在历史上，犹太人始终处在一种被排挤和压迫的生存状态之下。大量犹太人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他们被局限在自己的社区之中，说自己的方言，穿着打扮也都是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服从宗教规定保持特殊的饮食习俗。由于欧洲主流宗教势力对犹太人的排挤和当地世俗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犹太人在就业、迁移、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受到极大的制约，比如犹太人不能拥有地产，不能拥有农庄，不能从事手工业。这使得犹太人被逼得只能从事像钱币兑换（money ge）这样的社会低级职业。钱币兑换服务的客户是往来各国各地区进行旅行和商业的人群，他们需要将外来钱币兑换成在不同地区流通和接受的当地货币。而犹太钱币掮客以其运作灵活、信息敏捷、流转快速、盘算精细的特性，在各种钱币市场之间套取利差，集腋成裘，广结人脉关系，苦心经营客户资源，经过长达上千年的累积，使这一职业成为犹太人的标志性传统行业，达到外人不得其门而入的境界。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看，金融市场发展大致平行于四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从13世纪十字军东征引发的地中海贸易量激增和随后从阿拉伯世界重新发现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典章文集所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新大陆的发现和18世纪工业革命为止，大量的航海贸易导致了商业的高度发达。贸易的目的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商人就是桥梁的搭建者。贸易量的增加同时促使商人群体出现了分工的趋势，其中一部分商人开始从采购、运输、仓储和销售商品的流程中转向为这一流程的各个环节提供金融服务，如提供采购信用、运输保险、汇票承兑、票据贴现和金融交易。这一专业化分工大大提高了贸易的规模和效益，一大批“商人银行家”（mert banker）应运而生，他们就是后来投资银行家的祖先。大批犹太人涌入当时的意大利，形成了“商人银行家”的重要部分。
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地区迅速形成对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需求，意大利逐渐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心集散地，财富随之滚滚而来。基于贸易需求而产生的商业信贷以及票据交易也应运而生，使意大利成为金融市场和银行服务最早形成的地区。
例如，当一个埃及出口商与一个法国进口商就一笔皮毛生意达成交易，埃及人需要先得到融资才能备货，或者法国买方资金有缺口，需要借贷才能筹全货款。此时一个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作为提供贷款的中间人出现了，他为自己的放贷而收取利息，商业信贷由此而生。当埃及人将皮毛发运，指望马上收到货款，而法国买方在海另一边等着船到不敢凭空付款，双方都很郁闷。此时，意大利人又出现了，他们开发出“汇票”（bill of exge）这样一种新的金融工具，汇票上写明法国人在什么时间以什么货币支付给埃及人指定的意大利代理人，埃及人非常乐于接受这样一种支付手段。埃及人一觉醒来，突然想落袋为安，不想等到约定时间再取现金，他可以让他的意大利代理人将汇票打折卖给愿意等待汇票到期再取款的投资人。谁愿意接受这些汇票呢？主要就是聪明的犹太人。犹太人取得汇票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投资获益，第二就是避开教廷严厉的反高利贷法条的限制，因为汇票打折中可以隐藏高利息的放贷行为。
文艺复兴刺激都市工商贸易的兴起，犹太人因其金融才能在贸易中崭露头角。特别是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犹太人聚居区（getto）的封闭逐步被解除。遍及整个欧洲的25年战争和在英国开始萌芽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融资需求。犹太金融家抓住了这次战略机遇，由钱币交易和兑换业务迅速发展到为王室和战争融资，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家族。
欧洲千年排挤和压迫的历练，造就了犹太人独特和灵敏的金融嗅觉。严酷的外部环境迫使犹太人探寻自己的生存之道，那就是不断地从事各种各样买卖和交易，从货币到商品，无所不包，在这个过程中低买高卖赚取相应的差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套利。
谁占领渠道谁就拥有巨大的优势。犹太人历经数百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牢牢地控制了全球资本与信用流动的渠道。他们对商业情报的高度敏感，广泛的客户人脉，精细经营的头脑和犹太民族强烈的宗教内聚力，令他们在这一行业中独占鳌头，奠定了难以撼动的坚实地位，并将此优势和垄断绵延保持不衰，世代承继不辍。在近代数百年中，金融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深度和复杂度早已不是当年可比，资本、信用、票据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直到现代意义上的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包罗万象，日新月异。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犹太金融家族在资本与信用流动的全球渠道上的掌控地位和游戏规则制定权。犹太金融家族组成的是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血管，这个完备、稳固、高效、绵密而精确的金融毛细血管网络遍布全球经济肌体，深深植入从上至下的所有社会层面。而全世界的财富血液，就是在这个庞大的血管体系中流淌，所有流经这一渠道的金钱，必须要缴纳各种费用。
如果说商品渠道为王，那么金融渠道就是太上皇！
正是以奠定金融渠道为根基，犹太金融家族首先以德国为发祥地，稳健积累财富，坚定构建权势，终于令复国大业的希望之火逐步燃起。
巴勒斯坦困境
巴勒斯坦从1518年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要想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必须得到奥斯曼帝国的同意，而要使奥斯曼帝国割让巴勒斯坦，只有金钱的诱惑和战争的胁迫两种选择。
在犹太金融家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德国，复国主义者围绕着巴勒斯坦绞尽脑汁，一个重要转折阶段发生在俾斯麦时代。德国统一前后，犹太复国主义在德国逐渐形成了气候并成为国际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心地区。德国是19世纪犹太人的天堂，它的开放与包容成为整个欧洲，特别是东欧地区生活在贫民窟中、承受着宗教与封建双重压迫的犹太人向往的伊甸园。从历史上看，生活在高压之下的中欧与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反抗意识最为强烈，这一地区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源地。相对而言，富足和宽松的德国犹太人更加倾向自由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过，在精神理念上双方并没有本质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