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定而后动：罗斯柴尔德终成霸主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1818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打疼”巴林家族。当然对于打击对手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自有其一套炉火纯青的看家本领。
他们的做法是，首先在市场上大量吃进巴林家族代理的法国公债，将其价格炒高。随后在同盟国亚琛峰会的节骨眼上，突然在市场上海量抛售这些法国公债，一下将其价格打到崩盘的价位，市场立刻一片恐慌。此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巴林家族不得不大量回购这些公债以稳定价格，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由于现金流吃紧，巴林家族几乎垮台。幸亏参加峰会的各大国政治领袖不愿看到法国国债崩盘对欧洲局势可能产生的爆炸性影响，梅特涅和普鲁士、俄国的亲王、首相们纷纷出面从政治上支持巴林家族，因为他们自己的身家财富也都投在了巴林代理的这些法国公债上，于公于私都只能力挺巴林和法国公债。法兰西银行又果断出手整顿金融市场、遏制市场投机，这才稳定了局势，法国公债价格重新稳定走高，巴林终于幸免于难，不过也惊出一身冷汗。抚古思今，唏嘘长叹，不知今日的雷曼兄弟又是倒在谁的暗算之下。
但这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击巴林家族的小试牛刀。他们真正的战略算盘是，既然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了法国赔款公债的承销权，那么罗家就应当谋求成为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的金融代理人。在将这三个欧洲大帝国整合进自己的金融网络之后，再与罗家在英国公债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有机结合起来，从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对巴林家族的金融网络进行毁灭性打击，最终将巴林家族的势力从欧洲金融舞台的中央排挤出去。
经过25年漫长的反法战争，欧洲各国无不打得民穷财尽、遍地废墟，急需获得大量资金恢复国民经济。作为欧洲反法战争的主力军和主战场，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三国自不例外，都急需在英法发达的金融市场上大量融资。
正如若干年后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所言：“经过25年漫长的血腥战争，欧洲必须获得资金来维持和平……法国需要很多钱，奥地利需要得更多，普鲁士所需稍少，俄国则需要好几百万。”而当时欧洲“第六强权”巴林家族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投入运作法国赔款公债，根本无暇他顾。罗斯柴尔德家族抓住这一战略时机果断出手，先后与普鲁士（1818年）、奥地利（1820年）和俄国（1822年）分别达成代理发行巨额国债的合同，将这个在欧洲权倾一时的“神圣同盟”牢牢地纳入自己的金融网络。而这三国对于罗斯柴尔德在伦敦金融市场的控制力也叹为观止：“罗斯柴尔德对伦敦的所有金融业务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力。大家都认为，而实际上也最接近于事实的是，他们完全控制了伦敦金融城融资汇兑的利率。作为一个银行家族来说，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近乎无远弗届。”
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对神圣同盟三国的影响力十分深远，关系非常密切，以致人们指控内森·罗斯柴尔德是神圣同盟的“保险经纪人”，帮助神圣同盟扑灭欧洲“政治之火”（即自由主义浪潮）。到1821年内森甚至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胁信，因为“他与外国强权的联系，特别是对奥地利（梅特涅）的大力支持，使得那个政府（梅特涅）能够策划镇压全欧洲的自由”。
罗斯柴尔德的势力大增，巴林家族“第六强权”的地位岌岌可危。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整个巴林家族的商业素质和进取精神衰退，其家族主要成员兴趣不是偏向了政治，就是转向了文学艺术和其他声色犬马的生活。家族的核心亚历山大本人越来越少过问家族的生意，而是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纵情山水、艺术追求和下院的政治斗争。由于巴林家族的非犹太身份，在传统反犹的欧洲政界机会更多，这就将巴林家族的很大注意力引向了政坛斗争，对于金融业务的精力投入相应降低。而高手过招最忌分神。
巴林家族的投资方向也出现了失误。首先是大量投资地产，由于陷得过深，不得不大量抽取银行自有资金支持地产投资，结果使得巴林投行业务的自有资本金从1821年的62.2万英镑，在两年内锐减到这个数字的1/3左右。相比之下罗斯柴尔德却有更充足的资金和分布更广的分支网络支持其投行业务。而巴林家族投资拉美的业务屡屡受挫，损失极大，也削弱了巴林的金融实力。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就是，从1809年到1939年间，世界上自有资金过百万英镑的投资银行家有31位，其中犹太人就有24位，占到总数的77.4%，而英国国教信徒只有4位，仅占12.9%，巴林就是这四家中的一家。整个19世纪中，犹太银行家们从德国起家，迅速扑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核心，英国方面军有朗热家族，德国方面军包括奥本海默、门德尔松、布雷施劳德、沃伯格、厄兰格家族，法国方面军则包括福尔德、海涅、贝列特、沃尔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国方面军包括贝尔蒙特、赛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库恩、雷波、高曼家族。这些家族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态势，互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锁，逐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绵密的金融网络，外人越来越难以打入这个圈子。结果在投资银行这个犹太银行家所主导的汪洋大海中，巴林家族能够得到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少。
此消彼长，巴林家族的衰退，给了处于上升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赶超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首先是1822年的俄国650万英镑公债的承销被罗家一举拿下，而在这之前俄国政府公债业务一直是由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为此，巴林—霍普财团指责罗斯柴尔德家贿赂了俄国驻伦敦大使列文亲王，才拿到了这笔公债合同。
1824年法国政府国债准备发行，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反客为主，巴林家族沦落为参与者而非从前的决策者。坐镇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召集他伦敦的堂兄弟、法国首相、巴林家族和拉斐特开会，提出了重组法国债务的计划，罗斯柴尔德和拉斐特对巴林的意图极不信任，因此两家在协议的补充条款上加上了这么一条：如果巴林退出，他们两家就自己把这笔法国债务处理好，从而将巴林家族排挤出处理法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圈子之外。巴林合伙人在信中告诉正陶醉于政治漩涡的亚历山大·巴林：“总的来说罗斯柴尔德家计划周详，非常聪明，手段老到——但是，就像战时的拿破仑一样，一旦有突发状况，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堕入平凡。我真希望我们能摆脱出他们的掌控。”
到了1825年，局势越发明朗，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国际金融领域新的霸主。在1825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分行的资本金有114万英镑之多，巴林家族相应的资本金只有49万英镑，不及前者的一半。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总资本金高达500万英镑以上。在1825年7月，巴林银行的分红还有12万英镑，一年之后却亏损了5.6万英镑，巴林家族甚至连第二把交椅的位置都岌岌可危——虽然巴林在资本金的账面数字上仍然超过除罗斯柴尔德之外其他所有银行家族，但是美国巴尔的摩、纽约和波士顿的布朗兄弟公司（brown brothers）崛起速度惊人，紧随其后，其资本金达到35万英镑之多，并且增长速度超过巴林。巴林虽然勉强保住了第二的位置，在国际巨额信贷融资和国际关系领域依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舞台的主角已经变成了罗斯柴尔德。
金融家与政治家
毫无疑问，政治和金融从来是手拉手的。
罗斯柴尔德
19世纪中期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巩固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同时开始向权力巅峰攀登，他们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他们同各国首脑政要结成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广泛深入参与国政大事的决策和施行。从不登台面的幕后“师爷”逐渐演变成各个党派和政界势力不敢小觑的新生力量，进而成为被极力争夺的重要对象。
英国自由党领袖格朗维尔伯爵郑重向女王进言，罗斯柴尔德代表着一个特殊阶层，以他们巨大的财势，出众的头脑，无所不至的人脉关系和对下院众多席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最好尽快把他们纳入贵族阶层，以防他们归入保守党的阵营。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迪斯雷利的当选，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罗家这个财大气粗的金主的背后支撑。迪斯雷利多次赞扬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犹太富豪对自由党的忠诚。而在他执政期间，英国政府的海外扩张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罗斯柴尔德和首相迪斯雷利互相称呼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们家族最好和最可信赖的朋友”。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也是犹太人，在英国政府的政治生涯长达30余年。他从1838年就认识了罗斯柴尔德并成为罗家亲密的朋友，他于1848年首次当选首相。1846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就帮助迪斯雷利操作法国铁路的投机生意。首相是资深政治家，同时是一位多产的文学作家，但在个人理财方面却极不运气，始终面对一团糟的欠债。多亏莱昂内尔出手帮忙，仅1846年就帮迪斯雷利还了超过5000英镑的欠款。
坊间一直流传迪斯雷利个人财务状况极糟，负债累累。而罗家的钱袋始终跟在他身后，出手料理着首相的欠款。对此罗家给予了正式否认，并列出一张清单，说明首相自己的收入，尤其是他发表文学作品所得的稿费，足以还清欠债了。的确，罗家作为债主应该对首相的财务状况最为了解。
迪斯雷利和他的太太玛丽安没有孩子，几乎把罗家的5个孩子视为己出，所有假日都同罗家共度。1845年夏天，玛丽安宣布立罗家6岁的女儿伊芙琳娜为迪斯雷利夫妇全部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罗夫人夏洛蒂受宠若惊，谦逊推辞。但首相夫人已经把遗嘱都写好了：“我们早是一家人了。”并且把最心爱的蝴蝶配饰指定给伊芙琳娜佩戴。
这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
迪斯雷利虔诚信奉犹太教，将莱昂内尔认作宗教信仰上的知己，二人在无数次倾心长谈中充分交流他们对政治和国事的共同理念。
在迪斯雷利最出名的小说《科宁斯比》中，男主角被公认为是以莱昂内尔和迪斯雷利为原型的综合体，在出身背景、职业、宗教信仰、个性甚至是相貌上，男主人公俨然是莱昂内尔的翻版。
除了迪斯雷利首相，英国另外一位首相罗斯伯里伯爵甚至还成了罗家的女婿，他娶了汉娜·罗斯柴尔德。1884年，罗斯伯里时任英国外相，罗家伦敦银行从刚发行的埃及贷款中拨出5万英镑给罗斯伯里使用，这笔钱就直接划进汉娜的账户。罗家银行越来越能将天下事、国事、家事融会贯通，一举拿下。
由于政界关系做得到位，从1865年至1914年之间英国总共发行了40亿英镑的各国债券，罗家承办了其中的1/4的巨大份额。在他们之前的巴林银行，其后的摩根集团，以及同时期的美国赛林格曼都难以望其项背，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世界金融市场的霸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对于所有政治家而言，战争无疑是昂贵的。1899年，波兰作家兼银行家伊万·布劳其估计，在主要欧洲国家之间开战的费用大约是每天400万英镑。190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说，只要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它的关系户们反对，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打得起战争。
苏伊士运河：罗斯柴尔德的金融闪击战
对于英国而言，从大西洋到它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径就是从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埃及，再从埃及到印度，这是一条被英国视为不容任何挑战的“帝国生命线”。作为海洋帝国，英国必须依靠海军，而海军则依赖坚固的海外基地。19世纪英国海军全盛时期，英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海军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在印度洋，有孟买和亭可马里；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马特；在红海，有亚丁港。这些海军基地分别地处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着全球海上重要的航运水道。但是，埃及的苏伊士却是一个通往帝国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关键地区，恰恰是这一地区构成了帝国生命线最薄弱的环节。
埃及自1801年赶走拿破仑，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执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国，1840年被迫接受《伦敦条约》，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里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势力乘虚而入。1851年英国获得了修建亚历山大至苏伊士铁路的特权。1854年，法国获得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1869年，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勒赛普斯在法国资本的支持下，建成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从此将地中海与红海连成一体，大大缩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运距离，成为极具战略价值的黄金水道。每年通过运河的70%的船队属于英国，英国与印度贸易的50%通过苏伊士运河进行，难怪苏伊士运河被俾斯麦称为“大英帝国的脊柱”。
不过，这个帝国脊柱有可能被英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法国拦腰斩断，这是让英国人始终寝食难安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