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4月18日，普鲁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战争的开销也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整个1864年的夏天，俾斯麦都在为普丹战争所导致的流动资金紧张而烦恼”。这场战争总共开销2250万泰勒，历年财政盈余530万泰勒和普鲁士政府融来的资金1700万泰勒已经消耗殆尽。
通过战争，俾斯麦终于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对银行家进行重大妥协。普丹战争的爆发时间大约与美国南北战争相当，在对战争和林肯被刺的评论中，俾斯麦曾说：“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银行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俾斯麦的话应该是有感而发的。
普丹战争是俾斯麦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达到了一石多鸟的效果。一是利用对手奥地利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二是离间了奥地利与盟友的关系，三是压制了国内自由派的反对。
议会自由派：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众多德意志邦国成立了组织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奥地利成为德意志邦联的领袖。随着拿破仑光辉的逝去，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减弱，民族主义兴起，德意志统一运动日益壮大。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德意志的统一形成两种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区，其中包括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帝国；以普鲁士为核心，建立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麦出于现实考虑，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线。
普丹战争结束之后，奥地利成为阻挡俾斯麦统一德国雄心的主要障碍。为达成这一战略目的，俾斯麦仍然采取了用对外战争凝聚国内共识，迫使议会让权，巩固自己在普鲁士内部地位的策略。所谓上兵伐交，在外交方面，俾斯麦看中了意大利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机遇，建立与意大利的战略同盟。同时借萨尔地区煤矿的重大利益诱惑法国，使拿破仑三世保持中立。俾斯麦还利用俄奥在巴尔干半岛的争端，争取俄国的理解。最后是英国的态度，英国对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变化的潜在趋势缺乏敏感，虽然英国不愿看到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但从形势上看奥地利似乎胜算更大，更何况拿破仑时代所造成的遏制法国的思维惯性仍在，俾斯麦认为英国对普奥战争虽不会满意，但也不至于激烈反对。经过俾斯麦的运作，到1864年的夏天，普鲁士的朋友比奥地利多，敌人则比奥地利少。
此时，最让俾斯麦忧心的还是钱的问题。
普丹战争已经使普鲁士财力大伤，多年的财政盈余随着战火灰飞烟灭，战争对于财富的惊人吞噬能力让俾斯麦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
从1864年到1866年，俾斯麦在拼命做两件事情：尽最大努力为普鲁士搞到每一分钱用于战争准备，同时竭尽全力阻止奥地利在欧洲金融市场筹到战争经费。俾斯麦的战略是在金融方面将对手逼上绝境，在战争威胁之下，拖垮奥地利的国力。奥地利的财政情况的确比普鲁士更糟，常年疲于镇压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骚乱，使之早已财源枯竭，濒临破产。双方谁也不愿意公开表现金融窘境，都在幕后秘密筹措资金，准备大打出手。
最让俾斯麦抓狂的还是议会同以往一样全部否决了他的所有预算，并宣布政府未经议会批准无权动用国库资金，否则就是违宪，政府部长要对此负全部责任。俾斯麦当天就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回应，他将议会反对派定性为阻挠国王的外交政策，客观上起到了通敌效果的“卖国贼”。其实，俾斯麦深知议会自由派中很多人对普丹战争中普鲁士大获全胜骨子里是欢欣鼓舞的，他的叛国指控就是有意去刺伤这些人的自尊，从而促使他们改弦更张。议会自由派中的狂热分子也不是吃素的，有人攻击俾斯麦在欺骗议会和国王。俾斯麦闻讯大怒，立刻向对方提出决斗要求。整个柏林政界为之震动，要知道决斗是勇敢和鲁莽的混合体，一旦决斗开始，绝无退缩和劝架的可能，双方非死即伤的概率极高。堂堂普鲁士首相若死于决斗场，整个欧洲的局势都会发生突变。偏偏这个俾斯麦天性暴躁，早在大学期间，就曾27次与人决斗，胆子大得惊人。布雷施劳德等人赶紧私下劝阻，连远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都在关注决斗的事。虽然最后决斗被劝阻，俾斯麦对议会拒绝政府预算的愤怒和焦虑却与日俱增。
俾斯麦太渴望金钱了，没有钱，他的理想只能是梦想，他的梦想最后会褪色为幻想。
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普奥战争的财源
1865年，战争与和平的天平悬于一点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动的方向。7月，俾斯麦苦等的战争经费终于有了眉目。这就是科隆—明登铁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铁路是普鲁士最早兴建的铁路线路之一，1833年开始设计，1859年全部建成，成为普鲁士铁路系统的枢纽。该铁路项目的建设初衷是将鲁尔地区的煤廉价地运送到工业生产基地。布雷施劳德在科隆—明登铁路融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该铁路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为公司进行融资的银行家。考虑到未来战争中铁路运输系统可以高效低耗地运送大批军事人员及物资，所以铁路公司的国有化是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事实上，科隆—明登铁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鲁士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基建项目。普鲁士政府直接购买了1/7的原始股，并以1400万泰勒来担保该铁路债券以3.5%的票面利息发行。作为回报，政府可以分期买入该公司的流通股，并最终成为该铁路的唯一股东，完成渐进式的国有化。1854年普鲁士政府在自由市场经济潮流的影响下，暂停了国有化进程，至1870年视情况发展再定是否继续。但政府对铁路债券利息的担保仍然有效，担保金1400万泰勒被锁定在专用账户上无法动用。
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战争准备需要大约6000万泰勒的总额，筹措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战争费用的重担就落在了布雷施劳德的肩上。其实，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劳德经过仔细计算和反复考虑，就曾提出过极具争议性的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与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资全面收购铁路公司的股份，从而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不如普鲁士政府以放弃国有化为代价，立刻就可以从铁路公司拿到一笔补偿金，同时放弃对债券利息的担保，可以马上盘活1400万泰勒的部分保证金。
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很多人反对，这些人认为布雷施劳德方案是以政府长期损失为代价，使包括布雷施劳德本人在内的铁路公司股东实现暴利。在这一方案中，政府将损失各种权益总额高达3000万泰勒，换来的只是1000万泰勒的补偿和1400万泰勒的可动用保证金。而科隆—明登铁路是政府投资中非常盈利的项目，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给政府提供紧急资金，但付出的代价是以不到5折的价钱贱卖了优良资产，同时还损失了未来长期的收益权，对政府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好的交易。
当时间到了1865年，情况发生了巨变。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雄心压倒了一切，为了准备对奥地利这一庞然大物发动战争，其他的代价就顾不了许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家酷爱战争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时，将以异常低廉的价格出售优质资产，此时才是发大财的好机会。当国际银行家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刺激民族主义情绪，挑动国家对立，推动政府大规模军备投资，激化潜在矛盾，诱发战争进程，然后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战争赔款。只要有大规模资金过手，雁过拔毛，国际银行家总能收到高额的服务费。哪里有资金与信用流动，哪里就能找到投资银行家的身影。
这么大的买卖不是一个布雷施劳德啃得动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还有他的老板罗斯柴尔德家族，共同在欧洲各大国际银行家族圈内消化这块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鲁士政府与科隆—明登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最终结果是政府放弃铁路国有化权力，获得1300万泰勒的补偿，其中第一笔支付300万泰勒现金，付款期为1865年10月1日，第二笔支付270.5万泰勒现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余部分由铁路公司发行新股来补偿。为了嘉奖布雷施劳德的功劳，俾斯麦将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条约所涉及的资金划转业务委托给了布雷施劳德。这笔250万泰勒的转账对家就是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布雷施劳德当仁不让地将1%的“管理费”入袋为安。
在没有落实财源时，俾斯麦还准备了外交解决方案的另一手，谈判也进行了多时。当俾斯麦得知政府与铁路公司合同正式签订后，立刻在外交上对奥地利采取了强硬态度。在合同签订当天，俾斯麦马上给普鲁士王储发电：“在雷根斯堡会议上，陛下下定了决心，完全战备启动和进行一年战争的金融手段已经具备，数额大约为6000万泰勒。”一周之后，俾斯麦的战争部长荣恩（roon）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有了足够的金钱给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动员全部军事力量来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这使我们的立场更加坚定，我们可以迫使奥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从而使双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钱从哪里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通过科隆—明登铁路的重新安排就实现了。”
奥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金融安排是为了发动战争所做出的紧急安排，而奥地利方面的备战还远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谈判中开始软化立场。另一方面，俾斯麦在最初的兴奋冷却之后，也逐渐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资金到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从布雷施劳德与国际银行家们联系后的反馈情况看，情况并不乐观。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明登铁路之间900万泰勒的债权转让由于双方价格无法达成一致陷于停顿。战争资金难题如剑悬头顶，俾斯麦再次开始上火，他最急于知道的就是钱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此时俾斯麦的坚定开战的决心也开始发生动摇，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麦透漏了自己的动摇：“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筹集资金，并使法国保持中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维护我们的荣誉，同时保留战争的选择。”俾斯麦的判断同样影响着他的私人投资决策，他托人给布雷施劳德带话：“如果我的投资账户上还有债券投资，现在我在这里无法知道，他不应该仅仅是由于过早的战争担忧就卖掉这些债券（明登铁路）。”俾斯麦的行为用今天的标准看，有利用内幕消息投资并获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这样的氛围下，普鲁士与奥地利达成了盖斯登（gastein）协议，普鲁士管理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奥地利管理荷尔斯泰因（holstein），双方继续共享主权。然而普鲁士与奥地利都心知肚明该协议只不过是个缓兵之计，他们都在等待战争经费的问题出现重大突破。
为什么普奥战争戛然而止
1866年2月，布雷施劳德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资金购买科隆—明登铁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银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纷纷认为购买股票的资金将被普鲁士用于战争，而和平是国际银行家们的“共同理想”。2月中，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密信中用暗语提到政府可能在考虑出售萨尔煤矿，市场上风传罗斯柴尔德和奥本海默可能是买家。显然，封杀明登铁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萨尔煤矿转手，意味着国际银行家们发现煤矿的潜在收益更大，如果让俾斯麦顺利通过铁路股份转让而获得足够的资金，普鲁士政府势必不愿再出售萨尔煤矿了。
钱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而战争准备却在升级。1866年3月28日，普鲁士军队开始大规模备战。3月底，在私下找买主无望的情况下，普鲁士财政部开始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科隆—明登铁路股份。可是市场状况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走向低迷，大规模出售将导致资产严重损失。4月8日，普鲁士宣布与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股市大跌。罗斯柴尔德给布雷施劳德的指示是，一旦战争即将开始，立刻抛出罗家在柏林的所有债券。而此时，布雷施劳德已经大举抛售罗家债券，结果罗家大怒，因为按照他们的想法，在俾斯麦得到实质性的资金之前，决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所以与意大利结盟并不意味着战争即将开始。
布雷施劳德明显犯了沉不住气的错误。